| 南沙群岛 南海明珠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这片美丽的岛屿 |
| |
|
|
首页
|
 |
南沙群岛在线 -- 网上发布的论文期刊等
【篇名】： 吴凤斌《关于越南“黄沙”和“长沙”的问题 》
【作者】：吴凤斌 吴凤斌《关于越南“黄沙”和“长沙”的问题 》——驳武海鸥《越南对黄沙和长沙两群岛的主权非常明确，不容争辩》一文的谬论1979 年9 月29 日，越南《人民报》在发表越南外交部白皮书《越南黄沙和长沙两群岛的主权》的同时，刊登了署名武海鸥《中国的歪曲和诡辩的论点毫无法理基础》的文章， 1O 月10 日至13 日又连载了武海鸥撰文《越南对黄沙和长沙两群岛的主权非常明确，不容争辩》。武海鹤的文章，充满了强烈的政治色采，恶毒的咒骂，诡辩的论调， 贼喊捉贼的伎俩和强盗的逻缉成为全文的哲理基础。其对历史材料的歪曲，从版本、文字的篡改，拈头截尾的引证，重要史籍的隐讳，捕风捉影的引申，随心所欲的武断， 强词夺理的结论以及文中的互相矛盾等，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下面，我们将对武海鸥《越南对黄沙和长沙两群岛的主权非常明确，不容争辩》一文中所列举的历史事实以一一剖析。* 武海鸥在其撰文中一开头就说：“到公元最初几个世纪里，越南人民乘大型越海船航行这种船已刻在越南历史性的铜鼓上，在这些岛屿还没有完全露出水面以前就对这些岛屿很熟悉了”。“在距今遥远的世纪里，越南和海南渔民(海南过去是越南国的一个岛屿，汉武帝时抢夺该岛，井划为中国的两个州)每年出海打鱼，经常到这些群岛上驻扎、立桩、筑竹蔑来捕鱼，到雨季来临时就回到陆地上去”。 这些全是毫无根据的瞽说。众所周知，在公元初的几个世纪里越南还没有建立国家，根本不存在有“海南过去是越南国”的问题。当时的交趾地区是中国封建王朝的郡县。十世纪越南建国后国土亦只限于印支半岛的北部，中部是占城国，南部是柬埔寨的地方。国土仅在红河流域一带的越南怎样到遥远的西沙和南沙群岛来打鱼？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越南人的渔业还“仅在沿海一带捕鱼”。（1）立桩筑竹蔑均为江河和浅海捕捞的生产工具。象这样的渔业生产条件，怎么能在遥远的世纪初到深海中的西沙和南沙群岛来打鱼呢？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武海鸥说“越南人民乘大型越海船只航行这种船已刻在越南历史性的铜鼓上”。那我们就来看看铜鼓上的船只吧！ 考古学家对铜鼓问题作过诸多的论述，不错，在铜鼓上是绘有船形六个，然而这是什么类型的船却存在着不同的见解： F黑格尔认为是独木船，闻宥认为是划龙船，陶维英则认为是航海帆船或远航大船。（2）若是航海帆船必需有船桅，这样对铜鼓上的船有否船桅一事又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有的认为没有船桅，H巴门特和V．戈鹭波则根据该船中间有一个小柱子推测说可能是船桅（3）。象这样连有一根船桅与否都尚难定论的船，怎能叫航海帆船甚至称为远航大船?这种船怎么能远航到西沙和南沙群岛去？稍为有一点到西、南沙航行知识的人就知道，仅有一根船桅的帆船是到不了西、南沙的；必需有三根桅至少也得有二根桅。我们从铜鼓上船形也可以清楚地看出，那种成弓形状的小船仅是江河上行驶的小船，开到大海中去是要全舟覆没的。另外，这些铜鼓广布于中国、越南和东南亚各国，究其来源于何处，尚未定论，因而铜鼓上的船形为何国何人所绘，亦未清楚。所以武海鸥关于越南人乘铜鼓上的船远航“在这些岛屿还没有完全露出水面以前就对这些岛屿很熟悉了”的说法，全是无稽之谈。 武海鸥说，“在距今遥远的世纪里”越南渔民经常到这些群岛上来“捕鱼”，而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却又说：“距今大约五百至七百年前，许多岛屿还没有完全露出水面，天气、地形和淡水等条件都不能保证人的生活”（4）彼此互相矛盾，不能成理，从而暴露出武海鸥信口雌黄、弄虚作假的真面目。 武海鸥说：“十五世纪末印刷的一部越南地图集中标明了各个岛屿、沙滩和珊瑚礁的位置，并在第十八幅和第二十幅上注明了黄沙、长沙的字样”。 此越南地图集的书名、作者，地图集的来源，何人何时何地所得，现藏于何处，都未交待清楚，怎样作为“主权非常明确”的证据?武海鸥既然一口咬定主权“不容争辩”，怎么就不把这越南国家遗产中最古老的文献原原本本地摆出来；却要放在唯恐见天日的阴暗角落中。十五世纪末印刷的越南地图集是相当早的珍本了，但是，这里倒要先问一问武海鸥，你们是怎样断定它是十五世纪末印刷的呢？大家知道，越南史籍中谈到黄沙的最古载籍是十七世纪撰写的《纂集天南四至路图》(有的版本题为《纂集天南路图》)。此图书曾被法国人迪穆蒂埃( G． Dumoutier)误认为是十五世纪末黎圣宗（1460-1497 年)时所绘（5），此错误已经越南史学界以历史事实所纠正，如黄春翰就曾引述马司帛洛（ H． Maspero)的意见证其为景兴二年(1741)的作品。（6）陶维英亦赞同马司帛洛的看法，认为此图书“成书年限断在十七世纪未或十八世纪初”（7）。武海鸥正是拾人牙慧，把史学界早已剔除的谬误仍当作“珍宝”，藉以欺骗舆论，唐塞人的耳目。 武海鸥引述了《抚边杂录》、《大南实录》和《大南一统志》等越南史籍中有关“摆葛磺”(黄沙滩)、“黄沙渚”、“黄沙”和“黄沙岛”的记载，断言其就是指我国的西沙和南沙群岛，因而也就取得了这两群岛的主权。 这种武断是站不住脚的；“摆葛磺”、“黄沙”和“黄沙岛”，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名称和不同记载，而且各有所指。“黄沙”是越南广义省的一个地名，《广义省的今昔观》地理形势条记载：“广义的海岸线长达一百公里，还有许多沙滩和纥立海边的山崖.巴达根伸出海面的尖端，美溪的边岸，和黄沙海地，都是乘凉的最佳去处。（8）《顺化广南地图日程》一书中，还在广南、广义省沿海岸处清楚地绘有一个长沙滩，其上题：“摆长沙行二日。三总居此，多田产”。就是说，这个长沙滩要走二天，在长沙滩中有三个“总”(昔时越南地方组织为：府、县、总、社、村、庄、寨)，并且有许多田地。这个有许多村庄和田地的地方，正是《大南实录》正编所指出的“黄沙之地”。该书记载，宪宗(184l1847 年)时“五等侍卫阮兴派往广义省黄沙擅扰乡村，同派动之，兴坐满流”（9）。这就无可辩驳地证明这个有乡村和田地的黄沙，是越南广义省的黄沙，而不是我国的西沙和南沙群岛。 又据《黎代过广南路图》所载、该图在广南广义省沿海边，绘有长方形的一个岛，题为“摆葛磺”(黄沙滩)，在摆葛磺内又绘有“油场山”（10）。此油场山即哩山岛，黄春瀚对此考证时亦说：“这个油场岛，无疑就是现今的的峻嵝哩”，“其字喃名称为‘葛磺’(黄沙)”（11）。可见“黄沙滩”是广南、广义二省沿海岸沙滩和岛屿的总称，还包括了哩山岛、宗岛一带的岛屿。而这里的“黄沙”(葛磺)就是指哩山岛。盛庆绂《越南地舆图通》记载：“平山县永安社，村居近海，东北有岛屿，群山重迭，一百三十余岭（原注：案即外罗山)，山间又有海，约隔一日许或数更，山下间有甘泉，中有黄沙渚(原注：案即椰子塘)，长约三十里，平坦广大，水清彻底，诸商船多依于此..”（12）。 “外罗山”即“哩山岛”。“黄沙渚”既为“椰子塘”，其位置在哩山岛附近的北面（13）。说明黄沙渚是指哩山岛附近的岛屿，而不是我国的西沙和南沙群岛。从上述材料看来，“黄沙”有狭义黄沙和广义黄沙之分，狭义“黄沙”有的指广义省沿海陆地上的地名，有的指近海哩山岛一带的岛屿，广义黄沙是泛指广南广义省沿海的沙滩和岛屿，总称为“黄沙滩”。 正是这个“黄沙”之地，为阮朝派人建庙，立碑和植树的地方。越南史籍中有关“黄沙岛”一名的记载，仅见于《大南实录前编》、《大南实录正编》；《大南一统志》和张国用《退食纪闻》等书中。“黄沙岛”一名首见于1844 年出版的《大南实录前编》该书卷十记载：(甲戍年即1754 年)“秋十月，广义黄沙队民乘船往黄沙岛，遭风泊入清琼州洋分。清总督厚给送回。上令为书遗之。(广义平山县安永社海外有沙洲一百三十余所，相去或一日程或数更许，延袤不知其几千里，俗称万里黄沙，洲上有井，甘泉出焉。所产有海参、玳瑁、文螺、鼋鳖等物”。 但是，此文与《抚边杂录》记载有明显出入，《抚边杂录》卷二这样写道：“乾隆十八年(1753)，安南广义府彰义县割镰队安平社军人十名，于七月往万里长沙采拾各物..狂风断捉，漂入青澜港，伊官查实，押送回籍。阮福调令顺化该簿试量侯为书以复”。“..广义平山县安永社居近海，海外之东北有岛屿焉。群山零星一百十余嵿，山间出海，相隔或一日或数更。山上间有甘泉。岛之中有黄沙渚，长约三十余里，平坦广大，水清彻底。岛傍燕窝无数。众鸟以万千计，见人环集不避”。《皇越实录》亦记载：“清福建(为“海南”之误)文昌县正堂公文移咨，咨文内有曰：甲戍七月曰（1754)广义府彰义县安平社军人十名，往万里长沙，以采海物，八人登岸，二人留舟，匆遇狂风断捉，漂入清澜港，请所在查明，执送回籍。上命顺化该簿识量侯复书答之”。 从上述《大南实录前编》、《抚边杂录》和《皇越实录》有关记载可以明显看出，《大南实录前编》记载的“黄沙岛”，为“万里长沙” 一名之误。《大南实录前编》作者擅自把中国清朝公文记载中的“万里长沙”改为“黄沙岛”。不仅如此，还把《抚边杂录》中有关“黄沙渚”的记载，作为“黄沙岛”的注析一并迁移过来。把《抚边杂录》记载的“一百十余嵿”改为海外“沙洲一百三十余所”；“长约三十余里”的“黄沙渚”变成了“不知其几千里”的“万里黄沙”’“山上间有甘泉”变成了“洲上有井，甘泉出焉”；原来的岛傍“燕窝无数”却弃而不谈，从1776 年《抚边杂录》到1844 年的《大南实录前编》只不过经过了68 年，群山就变成了沙洲，三十余里的地方就变成了不知其几千里，地貌和物产都起了变迁，这该不是历史的自然变迁吧？ 由于《大南实录前编》作者在地理学上进行了“地名迁移”或“地名层化”，以后的《大南一统志》也就相袭沿用，该书卷六广义省山川条记载：黄沙岛“在哩岛之东，自沙圻海岛放洋，顺风三四日夜可至。岛上群山罗列，凡一百三十余峰，相隔或一日程，或数更许。岛之中有黄沙洲，延袤不知几千里，俗名万里长沙。洲上有井，甘泉出焉。海鸟群集，不知纪极，多产海参、玳瑁、文螺、鼋、鳖等物，诸风难船货物汇集于此”。《大南一统志》作者亦把《抚边杂录》记载的“一百十余嵿”和“黄纱渚”情况迁移到“黄沙岛”上来。并增加了航程。尽管《大南一统志》在这里作了许多变动，但其所述的“山岭”、“甘泉”、“庙宇”、“海鸟”、“商船”以及黄沙队建置的叙述方式和内容，均来自《抚边杂录》，也就是把《抚边杂录》记载广南、广义沿海岸包括哩山岛一带岛屿和沙滩的自然情况移到“黄沙岛”上来。而我们可以从《抚边杂录》中看到，黎贵惇是把“黄沙渚”、“大长沙岛”和“ 万里长沙”明显地区别开来，标以不同的名字，用以指不同地名，而《大南一统志》和《大南实录前编》已是合二为一了。值得注意的是，《大南实录正编》书中是把“黄沙岛”和“黄沙”分别标明以示所指不同。 而《大南一统志》等书却混合在一起，并造成越南今日关于黄沙问题的混乱，“黄沙岛”一名还见于《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一百二十二的记载：(1834 年3 月)“遣监城该队张福士率水军二十余人乘船往广义省之黄沙岛描此图本。归。帝问该处物产。福士奏曰：‘此处乃海中沙滩，渺茫无际；仅有清人往返捕鱼捉鸟耳’。因以在此捕获之鱼、鸟、鳖、螺、蚶蛤等献于帝，皆罕见之物。“帝召侍臣往看，并赏赐归来之人银钱有差”。 由此可以看出：(1)当越南人还不熟悉黄沙岛情况并开始派人去探路程、绘图本时，岛上“仅有清人往返捕鱼捉鸟”，别无他国之民，足见我国渔民开发和经营了黄沙岛，我国疆民自然是该岛唯一的真正主人。(2)张福士在岛上历获之海产既为“皆罕见之物”，明命皇帝还召集待臣观看并奖赏归来的人，表明此“黄沙岛”不是阮朝黄沙队每年常到之处。 如果黄沙队每年所到的“黄沙”是这个“黄沙岛”，则捕获海产必不罕见，明命皇帝也不会兴师动众地召集侍臣前去观看。1851 年成书《退食记闻》记载：“广义平定海外有黄沙岛，自广义沙圻海口东行三日夜，至其处，沙屿断续，数十里，不能遍数，人迹罕至云”。这里所载的“黄沙岛”亦来源于《大南实录正编》均为人迹罕至之处。 我们看到，虽然《大南实录正编》开始定名黄沙岛，但1876 年阮通《越史纲鉴考略》仍然认为今天西沙群岛名字是“万里长沙”，而不是黄沙岛，越南史料中，不论是《抚边杂录》、《历朝宪章类志》、《皇越地舆志》，或是《大南实录正编》、《大南实录前编))、《钦定大南会典事例》、《大南一统志》和《国朝正编撮要》、其有关“黄沙”、“黄沙岛”的记载大同小异，都是封建文人辗转相抄过来的，其源实出于黎贵惇《抚边杂录》。但是《抚边杂录》长久以来只以抄本相传，因而到1964 年《抚边杂录》由河内正式出版时，已经形成几种不同的抄本。黎贵惇《抚边杂录》的原本已不复存在。这样就给史料的鉴定造成了困难，例如《抚边杂录》记载有“黄沙港”、“大长沙岛”和“万里长沙”三个不同名称。奇怪的是，这个“大长沙岛”的名字，在《历朝宪章类志》、《皇越地舆志》、《大南实录》、《钦定大南会典》、《越史纲鉴考略》、《大南一统志》和《国朝正编撮要》等书中，均未见记载。 而《抚边杂录》“万里长沙”这一名称，在以后一百年中的重要史籍如《历朝宪章类志》、《皇越地舆志》、《大南实录》和《钦定大南会典事例》等书中，亦未见记载。惟见于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的《越史纲鉴考略》和《大南一统志》较近期的书藉中。这样《抚边杂录》原稿中有否“大长沙岛“和万里长沙”这二个名称，就成为尚需考证的问题。 1964 年河内出版的《抚边杂录》，是以演州高春育家的私藏本为基础，对照顺化古学院本和河内远东博古学院本进行了校订。象这样内容不一，又经后人修改特别是法国侵占我国西沙和南沙群岛引起双方长期争执后才校对的抄本，本身已很难作为可靠的历史证据。武海鸥在引述该文中却又随意进行篡改，以图鱼目混殊，如武海鸥引述《抚边杂录》的记载说：“中国琼州文昌县正堂官，致顺化公文称：“乾隆十八年(1753)，安南广义府彰义县割镰队安平社军人十名，于七月往万里长沙采拾各物..”。经查原文，发现其意不合，原文为：“黄沙渚正近海南廉州府，船人时遇北国渔舟，洋中相问，常见琼州文昌县正堂官。查顺化公文内称：“乾隆十八年..”。武海鸥引述上文后说：“这是极其雄辩的证据之一。它证明，过去，中国政权尊重越南对这两个群岛的主权。黄沙队存在了三个世纪，并连续不断地活动。假如当时的中国政权有对这两个群岛进行争执的意图，那么，当黄沙队的人和船被风暴刮到中国陆地时，在进行确实调查之后，他们自然要作出强烈的反应。但是..满清朝廷并没有作出什么反应。相反..给予了厚重的款待，并友善地把黄沙队人员送回国”。我们认为这种解析是颠倒黑白，本末倒置的。 其一，船人既在洋中“时遇”北国(中国)渔舟，又“常见”琼州中国官员，可见中国渔民早已在西沙群岛等地活动，中国官员不仅早已在那里行使了管辖权并进行巡视，而且还常常查察了这一带的航海者。而文中所提“万里长沙”正是中外皆知中国所用的古名，说明自古属于中国领土。正因为这点，武海鸥竞拈头截尾地去掉前一段，又把原文船人“常见琼州文昌县正堂官。查顺化公文内称”改为“中国琼州文昌县正堂官，致顾化公文称”。暴露了武海鸥作贼心虚，不惜篡改历史的丑恶面目。 其二，顺化公文内容正说明中国政府为行使万里长沙主权而对受难外国船只和人员予以救护，如不施行救护倒说明中国不行使主权。何况对“入侵中国领水”二名越南人是“押送回籍”的。阮朝对此并不介意，并以书致谢，正说明阮朝承认中国为行使主权面对在此遇难的外国船只予以救济的合法权利。 其三，此段记载说明中国渔民在万里长沙即西沙群岛频繁地进行开发和经营时，还没有越南渔民在这些岛屿活动。他们只派出不懂航海的军人到此来偷窃人家的“艚物”，这种行动本身丝毫也不能构成主权的证据。这些人又竟然在七月台风盛行的季节出海，以致遇风失事。这就表明在越南人还不熟悉西沙群岛气候。越南渔民还未在此活动之前，中国人民早已是这些岛屿的主人。 这里还要指出武海鸥引述史料另一错误。武海鸥说：“黄沙队存在了三个世纪，并连续不断地活动”。查黄沙队是阮氏王朝建立的一种对人民进行超经济剥削的徭役性组织，其任务是往越南沿岸各海岛去拾取遭风难船的遗物和海产。以有文字为据，它活动于十八世纪中叶，始见于《抚边杂录》的记载。由于黄沙队是为阮氏王朝服务的劳役性队伍，有时也被派差于其他事务，如1776年“置黄沙队并贷夫六十五人”（14）往富荣社南捕社土山一带开采黄金，“四月仅得四两五；不偿工食”。 十九世纪初，“嘉隆(18021819 年)初，仿旧制，置黄沙队。寻罢之”（15）。简短几字已清楚表明嘉隆二年“令募籍外民，立为黄沙队”（16）不久已‘“寻罢之”。到明命（1820 年)时，黄沙队早已停止活动。武海鸥怎么可以不根据史实而凭空捏造黄沙队活动了三个世纪呢?这种捏造是故意的，我们再来看着武海鸥同在《抚边杂录》卷中的引文这样写道：“我黎贵惇曾查旧该队全德侯编簿：壬午年(1702 年)采得银三十笏：甲申年(1704 年)得锡五千一百斤；乙酉年(1705 年)得银一百二十六笏”。这里的1702 年、1704 年和1795 年是武海鸥添上去的，其目的在于论证黄沙队的悠久历史。但是，这种看法就连越南黄春瀚先生也难于置信，因而在他的《黄沙群岛》一文中作了如下考证：“壬午年(1762 年)”、“甲申年(1764 年)”、“乙酉年(1765年)”、“已丑至癸己( 1769 一1773 年)（17）。 大家知道，1774 年郑氏军队占领了富春，黎责惇于1774 年受命入顺化，筹划平定顺化、广南事宜，黎贵惇当时忙于恢复经济，因而于1775 年敦查了“黄沙队”旧该队全德侯编簿，黄春瀚所考证的1762 年一1773 年正好与黎贵惇查簿年代相符。因而武海鸥故意地把此年代推上一甲(即六十年)是与实际不符的。武海鸥引述古兹拉夫《交趾支那王国地理》一文的记载说：“如果安南国王不声明这些群岛是属于他的话，我们本来也不愿谈及黄沙群岛问题。黄沙群岛离安南海岸十五至二十里，分布在北纬十五度至十七度，东经一百一十一度至一百一十三度的区域内，有许多岛屿和急流险处，对航海者来说十分危险；安南政府看到，如果设立关税，将会获得赢利，于是设立船队和水军寨来向外国船只征税，并保护本国渔民”。经查原文，发现有误，原文为“如果安南国王不声明帕拉塞尔(葛磺)是属于他的话，我们本来也不愿谈及这些群岛的问题。帕拉塞尔(葛磺)离安南海岸15 一20 里，位于北纬15°17°和东经111°一113°之间..这些小岛逐年在增高，其中有几个现今已有人永久居住..从远古就有帆船，其中大部分来自海南岛，每年都来访问这些浮起的浅滩，并远航至婆罗洲海岸。虽然每年有百分之十以上的船只遭到沉没，但捕获鱼类的数量是如此之大，不但弥补了一切损失，而且还能赚取很大的利润。安南政府意识到订立一种关税制的好处，于是就在这个地方设置了一个征收通行费的机构和一个小兵营，以便向一切外来的人征收税金，并保护本国的渔民。大规模的交易逐渐确立了起来，并由于大量鱼群到这些浅滩产卵而益趋重要”（18）。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到：首先，帕拉赛尔(葛磺)是离安南海岸1520 里路，按一里格等于3 哩、一哩等于1．6 公里折算，则为7296 公里。这个帕拉赛尔(葛磺)的位置，与离岘港350 多公里，古代航程需三四天的西沙群岛根本不同，以致于1714 年11 月一艘荷兰船在此触礁沉没后，还能乘临时钉成的无篷船“从远处尾随那些早晨出海捕完鱼归港的南海渔民，驶往南河”（19）。这个靠近越南沿岸的“古帕拉塞尔”不是现在的西沙群岛（20）。考“帕拉塞尔”一词最早出现在葡萄牙人的地图上，按葡文是“暗礁”或“礁石”的意思。1837 年路易塔伯尔在其所著《交趾支那地理略记》说：“普拉塞尔是一群小岛、岩石和沙滩，看来延伸到巴黎算起的东经107 度和北纬11 度..交趾支那人称之为‘葛磺’”（21）。巴黎东经107 度，即今东经109 度10 分。位于东经109 度10 分线上的就是占婆岛、宗岛和哩山岛，而此经线与北纬11 度交叉点就是平顺海岛。表明这个帕拉塞尔(葛磺)是从占婆岛一直延伸到平顺海岛的越南沿岸的岛屿。 1829 年马尔特布伦在《世界地理简志》一书说“帕拉塞尔或普拉塞尔群岛..介于北纬10 度45 分与16 度30 分，巴黎东经107 度”。这都清楚说明，这个帕拉塞尔(葛磺)与我国西沙群岛(东经111 度10 分至112 度55 分，北纬15 度12 分至17 度8 分)的位置毫无相似之处。其次，如果这个帕拉塞尔(葛磺)是指目前的西沙群岛的话，试问，安南政府“在这个地方”那一个岛上设置了一个征收通行费的机构和一个小兵营?西沙群岛向为船舶航行避之则吉、遇之则凶的危险区，各岛四周均为珊瑚暗礁，没有天然的港口供船只停泊和避风之用，要在这个地方设立征收通行费的机构只是一个弥天的笑话，有何国何船会特地到此停泊并向安南政府交纳通行费呢？史籍记载西沙群岛为荒漠之地，仅为中国海南人民在此捕鱼捉鸟为生，并多随季节风转变而往返，中国渔民何时建立起象市集一样的“大规模的交易”呢?再次，事实上，越南史籍早就记载了这个征收通行费的机构和小兵营的地方，《抚边杂录》卷四记载：“中国商船自古至今常聚集于顺化、广南海域”、“至阮氏割据顺化、广南之时，所收各国船帕在此停泊之税款甚多。管理各埠者谓有该船一名、知船一名、该簿二名、该府二名、记录二名、府船二名、该房六人、令史三十人和锐兵五十名、四队兵六十名以及通事六名”。“在会安，岣崂占、锦葡、浪勾之诸明乡村，则有‘差司太保’之职官。每逢外国船舶来广南处，入大占海口至会安匍或入沱（？）海口至留林地区贸易，则需缴纳土产(当地的产物)，以及根据不同等级所规定之税例缴纳进出口税”。“每年正月，船舶司所属之该簿，知簿、令史，记录均须在会安匍。彼等分配、差遣其属兵有通哓外国语者，则令其驻守岣崂占海口或沱（？）海口，何时有外国船或商船至此，此人须逐一仔细盘查各船”。“该船会计须开列货物数目”。“船长须准备‘报汛’礼物”。“所到之船，均向上官献礼钱。自海南所来之船，无礼钱，仅于船只起锚返回之日，方献礼钱”。上述记载清楚地表明，岘港、会安向为各国船只南北往来凑会之处，又多移居越南的中国人所建立的“明乡村”，阮朝正是在这一带设置船务关税和小兵营，而这一带沿海岛屿和沙滩正是“摆葛磺”所在地。我们还可以从《抚边杂录》记载中看到，从海南来之船，正是海南渔民船，初来之时连礼钱都交不起，只有等到把海产品或货物出售后到“起锚返回之日；方献礼钱”。 这正说明我国渔民与越南进行交易的地点是在会安、岘港，而不是在广漠无涯的西沙群岛。最后，古兹拉夫关于安南国王声明拥有帕拉塞尔(葛磺)主权一说，亦是毫无价值的瞽说。最初进行这个瞽说的是J．B．沙依诺( Chaigneau)，他在《交趾支那见闻录》一文中说l816 年阮朝皇帝占领了这些群岛，塔伯尔亦接着鼓舌相应，在其著《环宇志，一切民族的历史以及他们的宗教、风俗、习惯的概况》中说嘉隆王1816 年亲自在这些群岛上升旗。这些西方殖民者的说法均无史可据，纯系无稽之谈。《大南实录》仅记载1816 年“令水军及黄沙队乘船往黄沙探度水程”（22）。 如果这个仅往“黄沙”(不是“黄沙岛”)探度水程亦可成为占有证据，那远在西方殖民者东来之前，我国航海地理书早已把西、南沙群岛以及越南沿岸各地的更路航向和水深均探测过了。 武海鸥说：“我们还有许多证明我们在这两个群岛上活动的证据”。“1899年，印度支那全权总督波杜梅发布命令，要在黄沙群岛上设立一座灯塔，以指引来往船只，以免出事”。经查原文，其意有所出入，原文为，1899 年6 月“印度支那总督认为由于帕拉塞尔的位置，不让另一个列强在那里立足，对我们有利，于是他主张在那里建一座灯塔作为日后提出主权的根据。这件事没有下文，在总督用的档案里找不到有关两部（指殖民部和外交部)的任何答复，更找不到任何文件能证实宗主国和殖民地自那时起曾关心过帕拉塞尔诸岛问题”（23）。 对照原文可以看出，承袭殖民主义衣钵的武海鸥竟不惜删改和掩饰当年法国殖民者扩张野心的欲望，把原来主张建灯塔“为日后提出主权的依据”美化为“以指引来往船只，以免出事”。此事又“没有下文”，武晦鸥也称拿得出来作为主权活动的招牌；而就在这篇公函中，亦多处提到帕拉塞尔归属中国，如1907 年“广东总督就对这个天国(指中国)的沿海岛屿重申拥有权，其中包括帕拉塞尔群岛。1909 年6 月中国派了官员到那里进行勘探..1909 年6 月派第二批官方人员到岛上，他们在其中两个主岛上隆重升起中国旗，并鸣炮二十一响”。“1909 年中国人重申自己对帕拉塞尔岛屿的所有权。这是目前唯一可找到的情报资料”。“1921 年4 月2 日广东2619 号官报刊载1921 年3 月30 日831 号指令中，广东省主席公布南方军政府指挥部于1921 年3 月17 日会议决定，把帕拉塞尔岛屿划归海南岛崖县行政管辖”（24）。凡此等等，均无可信服地表明，法国公函中都一再承认西沙群岛是我国领土。而武海鸥无视这一事实，竟然断章取义，从文中找到只言片面肆意删改。真是无耻之极！ 武海鸥说：“一九三三年，为了合法继承越南自古以来就拥有对长沙群岛各岛屿的主权，法国政府派遣海军在这些岛上登陆，并在这一群岛上的九个主要岛上立主权碑。法国外交部发表通告，向世界舆论宣布了这一占领”。“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新的占有。法国‘保护’政权用这种办法来再次确认过去越南历朝所行使的占有权。位于一百三十个大、小岛屿、珊瑚礁之中的七个主要岛屿及其附属各小岛都属越南主权范围之内，对此学者黎贵惇曾作了记载。”“越南自古以来就拥有对长沙群岛各岛礁的主权”？这是弥天撒谎!我们要严正地指出，越南古籍中根本投有有关长沙群岛即我南沙群岛任何材料，越南《白皮书》也拿不出一条自古以来就拥有南沙群岛主权的有力证据。 前面已经说过，越南在十世纪初建国后国土只有印度支那半岛的北部，以后逐步侵占中部占城国。“他们于十一世纪占领了广平、广治，十四世纪占领了顺化，十五世纪末占领了广南、广义、平定，十七世纪占领了潘切”（25）。1697 年才把占城国完全灭亡，到十八世纪初侵占南部湄公河原属柬埔寨的水真腊地区后，才有了今日越南的疆域。当时印度支那半岛中部和南部还不是越南的领土，而我国南沙群岛又远离印支半岛南部二百五十多海里，越南怎么样能自古就拥有我国南沙群岛呢?我们从越南史籍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大越史记全书》；《大南实录》；《钦定大南会典》及、《越史通鉴纲目》、《大南一统志》、《国朝正编撮要》，或是《篡集天南四至路图》、《抚边杂录》、《历朝宪章类志》、《皇越地舆志》、《越史纲鉴考略》以及象《嘉定通志》、《皇越一统地舆志》等越南经典史地文献中，都没有有关我国南沙群岛的任何材料记载。武海鸥只有象他们所说的‘坚持说谎’的哲理，才会说出越南自古以来就拥有对南沙群岛的主权。也许武海鸥会反驳说，黎贵惇记载的“一百三十六个大、小岛屿、珊瑚礁之中的七个主要岛屿及其附近各小岛”就是指长沙群岛且“都属越南主权范围之内”。 武海鸥心里应当明白，黎贵惇的原文是怎样记载的?因为你们已经说过，不要“使用一切狡猾的手续，制造歪曲、诡辩的论调，欺骗没有条件了解问题实质的人”。《抚边杂录》的原文这样写道：“广义平山县安永社居近海，海外之东北有岛屿焉。群山零星一百十余嵿。山间出海，相隔或一日或数更。山上间有甘泉。岛之中有黄沙渚，长约三十余里，平坦广大，水清彻底。岛傍燕窝无数”。（26）这里黎贵惇明明写的是“群山零星一百十余嵿”，而武海鸥却改写为“一百三十个大、小岛屿、珊瑚礁”。黎贵惇记载的这些“群山”是在平山县安永社近海“广可三十余里”的岣崂哩。（黎贵惇这里所说的“群山”及“黄沙渚 ”就是越南中部近海广东群岛的岣崂哩(外罗山)和磐滩石一带。黄沙渚不是我国的西沙群岛，而是 位于广义平山县东北的理岛。从越语地名语言上可看出，北越一本即将岣崂（“草”字头）雉译作岣崂哩，其旁有三十里左右的暗滩，外国人称之为福尔塔暗滩，处于19世纪20年代以前西方人所说的旧帕拉塞尔危险区内。） 至于1933 年法国侵占我国南沙群岛九小岛的问题，这是明显的侵略行为，大家知道，南沙群岛向为我国领土，我国渔民世世代代在那里居住捕鱼，从未有过各国的非议。自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竞先东来，他们象野兽一样争夺中国“这块肥肉”（27）。百年来的中国史成为充满血泪和辛酸的帝国主义侵略史，中国领土不断被蚕食、瓜分。作为我国领土组成部分的南海诸岛位于中西航道的要冲，早成为他们觊觎的对象。法国正是在中国遭受百般凌辱时期侵占了我国西沙和南沙群岛，同时还把它的势力伸入中国南方各省。由此历史背景可以看出，西沙和南沙群岛之所以成为争执本身就是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产物，是法国为争夺世界对中国进行扩张侵略的结果。 众所周知，帝国主义侵略积扩张的行径是不能作为领有的主权依据的。假如法国侵占我国西沙和南沙群岛就成为越南拥有的主权依据的话，那末，法国在1844 到1916 年间强迫中国签订的十四个不平等条约和文件，诸如侵占我国粤、桂、滇等省的主权，不也是成为越南领有主权依据了吗?如果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可以作为主权依据的话，那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所侵占别国的土地，岂不是也成了他们主权的依据了吗?如果这样，越南曾被法国侵占和统治过，那越南就应属于法国的了！法国从1920 年起就开始在南沙群岛偷偷摸摸地测量和升旗，1933 年7 月才宣告“占有”，这种偷摸行为本身是非法的。况且当时法国只是名义上占领，并不是有效的占有、法国并没有派人驻在岛上，而是叫住在岛上的我国海南岛渔民替他们升旗。我国渔民并没有按他们那样做，当法国人走后就把主权标记挖掉，把旗子扯下。法国侵占行为亦引起当时中国举国上下一致的强烈抗议，形成轰动国际的抗议法占南沙九小岛事件。这些都说明1933 年法国并没有实行有效的占有。因而也构不成占有权的问题。 武海鸥说：“一九五0 年，法国对黄沙群岛的管理移交给保大政权。”这样就算归还越南主权了。这种说法根本不能成立。西沙群岛本来就是我国的领土，法国虽然在一度短暂时期占领过其中的一些岛屿，但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霸占我国领土是非法的，法国也根本没有权利将我国领土移交给保大政仅，武海鸥宣扬这“移交”的谬论，正暴露了他们承袭了殖民主义的衣钵，干着当年殖民主义的卑鄙勾当。 武海鸥说：“一九五一年九月七日在旧金山会议上，当日本宣布放弃它们在二次大战以前用武力所占据的黄沙和长沙群岛的主权之后，保大政府总理陈文友当时发表声明，重申越南对黄沙群岛和长沙群岛的主权”“这一声明是对有五十几个与会国的代表的会议讲的，没有一个代表表示反对”。这种说法根本与实际情况不符。事实上，保大政权在会上发言后，并无任何国家代表给予支持，会议也没有对此作出决定。而苏联代表就在会上提出和约要写明西沙和南沙群岛归还中国。中国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国家，当时却被排除在旧金山会议外，对此，还在对日和约准备阶段，我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就于1950 年12 月严正声明：“对日和约的准备和拟制，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与结果如何，中央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28）。在对日和约签订前夕，周总理于1951 年8 月再次严正声明：西沙群岛和南威岛正如整个南沙群岛及中沙群岛、东沙群岛一样，向为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此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园在南威岛和西沙群岛之不可侵犯的主权，不论美英对日和约草案有无规定及如何规定，均不受任何影响”（29）。此后，我们可以看到，1952 年日蒋和约中规定日本“放弃对于台湾及澎湖群岛以及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之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这就说明日本认为这些岛屿应该属于中国。在这双边和约中从日本一方来说，其所放弃的西沙和南沙群岛正如台湾、澎湖一样，只能是归还中国人民的。而参加旧金山和约的五十一个签字国也都未反对此日蒋和约不应列入和约条款之中。 其他信息 |
|||
 |